走进贵州，一条小河把如今的遵义划分为新旧两城，而遵义会议的会址就坐落在有着悠久历史的旧城。

1935年，遵义会议在这里召开，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从此，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一步步走向胜利。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开始长征。经过一个多月转战，红军突破国民党的三道封锁线，到达广西湘江上游，准备渡过湘江，到湘西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蒋介石判明红军西进的意图，命令中央军湘系、桂系、粤系的四十余万重兵赶往湘江两岸，组成第四道封锁线，作出把红军歼灭于湘水、漓水以东地区的部署。面对敌人重兵逼近，博古、李德一筹莫展，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

湘江两岸，战云密布。1934年11月27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渡江，准备迎击湘军。红三军团坚守光华铺地区，阻止桂军北上。

29日，战斗全线打响，一个小时内即伤亡了四个团长、政委。头顶是国民党的飞机，地上是国民党的大炮，身后又有敌兵追击。红一、红三军团伤亡惨重，红五、红八、红九军团在湘江以东与敌激战，前进缓慢。

12月1日是湘江战役的第五天，也是红军作战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一天。军委纵队在敌机轰炸下陆续渡江，枪炮声与厮杀声响彻湘江两岸。

为掩护大部队过江，红三军团6师18团与敌人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被永远地隔在了湘江东岸。红五军团34师也被困在湘江东岸。师长陈树湘腹部受伤，在昏迷中被俘。他醒来时，敌人正押着他去邀功请赏。陈树湘从伤口中掏出肠子扯断，壮烈牺牲，年仅29岁。

    陈树湘烈士墓。图片来源：新华网

鲜血染红了碧绿的湘江水，红军携带的许多物资也沉入江中。此后，当地民间流传着“三年不喝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的说法。

下午4点，军委纵队和红军大部终于渡过湘江。湘江血战五昼夜，是红军长征中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损失最惨重的战役。红军伤亡两万余人，加上突破前三道封锁线时的减员损失，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航拍黎平会议会址。图片来源：新华网

作为党的总负责人，博古几乎绝望。湘江战役的责任像一块巨石压在他的心头，他一度举起手枪对着自己的太阳穴比划。一旁的聂荣臻看到后，夺过他的手枪说“当心走火”。面对残酷的事实，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和要求改换领导的情绪迅速增长。

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建议放弃北上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军力量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采纳，解决了红军迫在眉睫的行动方向问题，避免了中央红军全军覆没的危险。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进入遵义后，红军主力立即展开部署，做群众工作。当时，贵州百姓在军阀的残酷压榨与剥削下生活艰苦，穷人被称为“干人”，即被榨干了油的人。红军的到来给群众带来了希望，短短12天里，有四千余人加入红军。群众革命运动迅速兴起，红军在兵源和物资上得到长征以来最大的补充。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红军反“围剿”和长征以来的经验教训，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会址选在原黔军师长柏辉章的公馆内。这是当时遵义城内最好的建筑，周围为开阔地，四下约三十米内都没有房屋，便于保密和保卫。会议有20人参加，规模是长征中最大的一次。

    遵义会议会址正门。图片来源：新华网

会议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主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失败归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

之后，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毛泽东随后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给与会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逃跑主义的错误，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3月中旬，鉴于作战情况瞬息万变，指挥需要集中，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以周恩来为首，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在战争环境中，这是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陈云写的《（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图片来源：央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