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是我校建校40 周年，是学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年，是砥砺奋进、争创世界一流综合性大学的新起点。为了更好地回顾学校的发展历程，展示我校老干部对学校的深厚感情，离退休办公室结合“话传统、谈复兴、聚力量”调研活动的开展，征集了多篇来自老专家老教授的优秀文学作品，现选取部分作品进行展发，与大家选读欣赏。
校园里最早亮起的一盏灯
——记深圳大学老教授何道宽
杨移贻
每天凌晨3点，当“不夜城”深圳刚刚告别烦嚣，深圳湾畔的荔园静谧安详，正是师生们在梦乡酣睡的时候，校园南侧滨海教工小区，一个窗户亮起了一盏灯。深圳大学许多人都知道，那校园里最早亮起的灯，是退休老教授何道宽所点燃。
何道宽教授今年81岁，他退休已经21年了。但是与一般人退休以后就含饴弄孙、四处旅游、莳花逗鸟、颐养天年不同，他依然像一部“永动机”一样，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他以每年超过百万字的译作，成为中国翻译界的明星，一步步到达他学术事业的顶峰。2002年退休以来，他致力于自英文翻译人文社会科学代表性著作，迄今已经出版的译作达到110种，远超2500万字，涵盖了文学、历史、哲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新闻传播学、国际关系学等多个学科。他的主要译著有《思维的训练》《裸猿》《文化树》《超越文化》《理解媒介》《传播学概论》《手机》《印刷机》《媒介环境学》《麦克卢汉精粹》《数字麦克卢汉》等。这些译著一本本摞起来，已经超过他1米65的身高，已经不止是“著作等身”了。
1993年，受小平南巡讲话的鼓舞，何道宽在这个“纯粹的书斋式学者”，从四川外国语学院“冒险”南下，到深圳特区这个改革开放前沿来，目的是“换个环境，后半生在学问上再搏一搏”。
来到深圳大学之后，何道宽先是在外语系任教，1997年起担任深圳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继而又成了新成立的传播学院副院长。学术上，他是深圳大学英国语言文学、翻译学、传播学和跨文化传播的学科带头人。但是繁重的教学和行政工作，使他难以专注于学术著作的翻译。他曾在采访中坦言，他一生“不愿应酬、不会应酬”，最大的心灵煎熬莫过于“没有时间”。至今他都不用手机，不上微信，因为他觉得社交媒体会耗费他宝贵的时间。2002年退休后，他终于从教学和行政中“解放”出来，开始全力投入翻译工作。他厚积薄发，像“拼命三郎”一般努力地“抢回”以前缺失的时间，将50余年的积累转化为一个个学术成果。
每一本译著，都凝聚着译者的心血和再创造。和我们熟知的傅雷、朱生豪、杨宪益等著名翻译家不同，何道宽教授翻译的不是文学作品，他110多部译作，主要是学术类、文化类的外国名著。何道宽是国家认定的“资深翻译家”，但我国具有“资深翻译家”的数以百计，就门类的人数而言，按外事翻译、技术翻译、文学翻译、学术翻译递减，学术翻译的“资深翻译家”很少。何道宽率先引进跨文化传播学、媒介理论和传播学三大学派之一的媒介环境学，他被誉为“新时期学术建设的盗火、播火、摆渡人”。作为国内引进麦克卢汉、跨文化传播和媒介环境学第一人，早在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尚未全面兴起之时，何道宽就以前瞻性的眼光翻译了麦克卢汉的名著《理解媒介》，将麦克卢汉的理论学说引进国内。他对以麦克卢汉为代表的媒介环境学派的系统性翻译和研究、对新闻传播学经典学术著作以及跨文化传播学、媒介学研究前沿性著作的翻译，为我国新闻传播学的知识体系建设，为跨学科和新文科的发展做出了公认的巨大的贡献。
《理解媒介》一书现在是很多高校传播学专业研究生的必读书目。他退休后出版的译著和著作包括《文化树》《无声的语言》《超越文化》《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机器新娘》《媒介即是按摩》《媒介与文明》《创意生活》《公共场所的行为》《游戏的人》《乌合之众》《软利器》等等，涉及文化学、传播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语言学等等众多学科，每每要翻译一本书，都要涉猎大量的参考书籍。许多著作本身专业性很强，语言晦涩，被翻译家们视为畏途，何教授也会因此“旬月踟蹰”。例如爱森斯坦的《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把印刷术作为媒介来研究，研究那几百年间震撼人心、天翻地覆的“传播革命”，是挖掘不完的学术富矿。但就翻译而言，就好比一座珠穆朗玛峰。这部著作中含有包括拉丁文在内的五六种欧洲语言，书中15到16世纪欧洲机器印刷术产生的文化背景十分复杂，不光是印刷术的背景，还有古希腊古典学术、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等思想的理解，这些都需要在学习大量欧洲文化史的基础上进行。但他硬是趟过急流险滩，攀上崇山峻岭，都“硬扛下来”了。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些著作已经被翻译过来，但翻译质量很差，错漏很多，出版社要求何教授重译。这也是很头疼的事情，有时还会得罪人。但他担当下来，他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认真负责的精神，为作者、为读者、为出版社、为自己、为后世负责任，否则就是贻害他人，决心“一定要淘汰劣笔，用良笔驱逐劣笔”。
学术翻译枯燥艰辛，翻译者多要独坐冷板凳、困守书斋，但何教授却甘之如饴。他每天凌晨3点钟起来工作，觉得在“众人皆睡我独醒”的凌晨头脑清醒、出活快。4个小时后，天亮了，就到校园里走走，或者踩着自行车到深圳湾逗一圈。回来后上午再工作3个小时，下午又再工作3个小时，晚上9点钟准时睡觉。他不善交际，不舍得花时间交际。他不看电视，不上微信，因为他觉得那太浪费时间，但他善用网络，喜欢网上阅读、网上获取信息。他为人温婉低调，但壮心不已。何道宽70岁时出版的自选文集名为《夙兴集：闻道·播火·摆渡》，他在自序中说，“‘夙兴’约为寅时，正值乡间鸡叫头遍。‘起舞’则是在电脑键盘上‘码字’。”何道宽教授的事迹，感动深圳大学的每一个人。认识他的人都颂扬他“为人低调、学术高远、学风高尚、师德优秀”的高风亮节。
2010年何道宽教授就获得“资深翻译家”的称号，学界津津乐道“何道宽现象”。今年4月3日，何道宽荣膺中国翻译协会颁发的翻译家个人最高荣誉奖项“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与季羡林、许渊冲、杨宪益等著名大家齐名。他是深圳乃至广东省第一位获此殊荣的翻译家。
耄耋之年，何道宽依然笔耕不辍，仍定下每年不少于100万字的译著的目标。在一次接受《深圳特区报》驻京记者采访时他说：“身逢盛世勤奋作舟，心驰学海遥望彼岸，我在学术翻译和中外沟通上做了一些工作，得到肯定，心有荣焉。”“学术翻译极其艰难，但我不以为苦，甘之如饴。”
供稿：杨移贻
校稿：黄暖红
审稿：郭星
